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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地方 - 曲路浚首頁
地域主導文化視野中的浙江靈鷲山
202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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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人文經濟地理視野中的浙江靈鷲山》的姐妹篇。

    《人文經濟地理視野中的浙江靈鷲山》的主題是: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夢想!由于朝山進香古道不通舟車香客皆步行或以抬轎代步,游客的半徑僅限于衢州府(民國時曾設金華道,道駐衢州)所轄的衢縣(西安)龍游、遂昌、江山、常山、開化及嚴州府的遂安(今淳安)壽昌(今建德)等及浙閩贛皖四省通衢的近鄰。浙江靈鷲山,在不通舟車香客皆步行或以抬轎代步的民國時代,鄉賢鄭永禧、徐映璞等人心中的美夢就是“莫干山第二”!孫中山1917年到1919年《建國方略》一書中,擘畫了兩條串聯衢州及所屬轄縣的鐵路干線,即“東方大港廣州線”和“南京嘉應線”。孫中山先生設計的兩條鐵路干線,走線計劃串連衢州及其所屬轄縣。在江南的文化圖景里,莫干山無疑是一塊充滿異質性的文化飛地。從1896年第一幢別墅建成開始的四十年間,莫干山逐漸發展成為中外聞名的避暑地。應該說,孫中山《建國方略》中的戰略構想與近代中國以上海為中心的工業化城市化過程崛起的莫干山,成為鄉賢鄭永禧、徐映璞等人浙江靈鷲山現代工業化城市化的“莫干山第二”的美夢。時空格局的轉換,更是思維格局、戰略格局的轉變。在東方大國崛起于全球的今天,浙江靈鷲山就應有縮天地于玉壺中,收山河于針杪的胸懷,成為全球性的同筑生態文明之基,同走綠色發展之路的示范基地!?在當代,理想不僅僅是“莫干山第二”——莫干山是近代上海、杭州、南京工業化城市化崛起的后花園,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全力打造衢州“大花園”核心區域的今天,帶給浙江靈鷲山區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是,把浙江靈鷲山區打造成現代“長三角”直至東部最發達的從杭州大灣區到港澳奧大灣區及海峽兩岸之間的后現代化社會的后花園。為此,浙江靈鷲山要以全國領先的綠色發展高地、全球知名的文化、運動、康養名山、國際影響力的生態旅游目的地為戰略目標——朝生態文明的集文化、運動、康養一體的國際文化名山挺進!?

    衢州,古稱姑蔑、姑末、大末、新安、信安,唐初因境內三衢山而得名“衢”。衢州地處浙江西部、錢塘江上游,“控鄱陽之肘腋,扼甌閩之咽喉,連宣歙之聲勢”,歷來為兵家必爭之地,是浙、閩、贛、皖四省交通之門戶。獨特的地理位置,秀麗的一方山水,勤勞而智慧的勞動人民,孕育出燦爛的歷史文化。1994年,衢州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歷史文化名城。

    一個地方一座文化名山的縱向的深度與高度,就取決于這個地方的地域主導文化的縱向的深度與高度!?一個地方一座文化名山的橫向的價值傳播水平廣度多大,就取決于這個地方的地域主導文化的橫向的價值傳播水平廣度多大!?在本文中,試圖把浙江靈鷲山的縱向的深度與高度以及橫向的價值傳播水平廣度同衢州這個地方的地域主導文化結合得緊密些再緊密些。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1883-1969)曾經提出“軸心時代”概念。他認為,在公元五百年前后,在古希臘、印度、中國和以色列等地,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對人類關切的根本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老子與孔子,以色列有尤太教的先知們,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傳統。這些文化傳統經過兩千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人類文化的主要精神財富。“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并被它重新燃起火焰。”(雅斯貝爾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頁)若把浙江靈鷲山同衢州這個地方的地域主導文化結合起來,回顧“軸心時代”前后,在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思潮激流奔涌的今天會看到一個中國南方文化圈不一樣的名山,放到全國以至于國際也有獨特的意義。

    第一,“軸心時代”之前,浙江靈鷲山生態人文的歷史底坐吻合著東方中國文明的生態人文的歷史走向

    浙江靈鷲山位于金衢盆地西部。金衢盆地,上山文化—— 山下周遺址——青碓、荷花山遺址的發現,無疑地改寫《泰晤士世界歷史》農業起源的“歷史”。 《泰晤士世界歷史》的結論是:最早的農業發生在西南亞“肥沃新月”地帶,時間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0年的新石器時代小麥中心。在中國,農業起源于公元前7000年—公元前6000年水稻中心。現在考古己證明,金衢盆地就農業起源的“歷史” 而言,時間上不會低于西南亞“肥沃新月”地帶。即便不去同西南亞“肥沃新月”地帶爭高爭低,也已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整個錢塘江上游地區金衢盆地及衢州這個地方不但是浙江新石器時代文明的發祥地,也是中國乃至東亞地區的稻作農業文明重要發祥地之一。浙江幾個文化遺址按時間排序是:上山文化,距今約11400-8600年;山下周遺址,距今9000年左右;青碓遺址,距今9000年左右;小黃山遺址,距今9000年左右;跨湖橋文化,距今8000-7000年;河姆渡文化,距今約7000年前;良渚文化,距今約5000年前;馬家浜文化,距今5000-4000年。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為什么金衢盆地會先于杭嘉湖平原、杭州灣兩岸及寧紹平原數千年!?這個問題可以從自然生態環境的視角去解答。金衢盆地地處中國東部沿海,海進(大海向陸地延伸)影響不大。據有關研究,中國東部海進時間序列是:距今240-235、170-155、100-90、50-40、20、10、3萬年,北方期距今9500-7500年及大西洋期距今7500-4500年都有海進發生。至少在距今3萬年以來,原始先民的活動,金衢盆地比杭嘉湖平原、杭州灣兩岸及寧紹平原還要早,還要豐富。浙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等后來都神秘消失“斷史”, 海進是其原因之一。金衢盆地是浙江連續不“斷史” 的地區。金衢盆地(金華、衢州)是東方中國文明啟動點之一。“金衢盆地” 的“史” 可以向前推進到距今9000年!?同春秋距今2500年,是不同的歷史時間空間概念。由此,浙江靈鷲山,其生態人文的歷史走向吻合著東方中國文明的生態人文的歷史走向。

    第二,“軸心時代”之時,浙江靈鷲山成為東方中國文明的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關節點

    衢州,這個地方,有兩個說來都同齊魯大地有緣的“南北關系”: 南北姑蔑關系;南北孔府孔廟關系。《左傳?隱公元年》有云,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左傳?定公十二年》又有云,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于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費,于今山東省魚臺縣西南。春秋時代,費也算有名的地方, 費伯帥師城郎是魯國大夫,不姓費,而和周天子、魯隱公一樣姓姬。費是他的采邑)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從隱公元年到定公十二年跨越了224年。齊魯大地有一個姑蔑之地是確定無疑的。而衢州,這個地方,為“句踐之地” 之西。《國語·越語》有云,句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浙江諸暨縣),北至于御兒(今浙江桐鄉西南),東至于鄞(今浙江省鄞縣),西至于姑蔑,廣運百里。春秋,衢州,這個地方是一個姑蔑之地也是確定無疑的。隱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魯隱公不可能大老遠跑到衢州,這個地方的姑蔑之地“會盟”。定公十二年,即公元前498年。仲尼——孔子也不能大老遠到衢州,這個地方的姑蔑之地“點兵點將”。 這就在衢州,這個地方留下一個南北姑蔑關系問題。春秋時期,姑蔑族從山東泗水地區輾轉南遷,散見于“正史”, 《衢州六千年》陳列的文字稿也傾向于這個觀點。這段“近古” 的歷史,衢州主流言說,用姑蔑南遷與孔氏家廟南遷,作為歷史的“榮耀”, 也將姑蔑南遷作為,衢州,這個地方,早在春秋時期就已融入了華夏族之列作為“文明發達” 的注解。崔銘先先生在《孔夫子的嫡長孫們》一書中寫道,龍游雖然古稱姑蔑,然姑蔑實乃殷商之后裔。姑蔑避西周之兵而遷魯之泗水,再南遷微山湖,三遷太湖,之后一部分部族又遷太末,后曾與越結盟而伐吳。張水綠先生卻提出一個挑戰性的姑蔑觀點。張水綠先生認為,“姑蔑” 是衢北山區的竹名,原發音“苦德”(即竹字之音),其竹破開作篾用途廣泛,故直呼“苦篾”。上古“蔑”與“篾”通用,“苦”與“姑”同音,遂成今名。此竹生長在浙閩贛皖(或江南)廣大地域中山與低山中,桿細長且韌,古人常用作做弓箭守獵用。因其肉質苦而得名。今衢北、龍游北、蘭溪西及周邊地區山民仍保留著對此竹古語之復合音的稱謂。張水綠先生還認為,第四冰期之后,姑蔑的先民們一支向今寧紹杭嘉湖平原分流;一支向東南分流,渡海到了今天的臺灣、菲律賓、直至沙撈越;一支向西南分流,到了柬埔寨(即今天的吉蔑人的祖先);但大部分仍滯留在境內。留在境內的與分流到今寧紹杭嘉湖平原的,又經近萬年的繁衍,他們中的部分在黃帝族、炎帝族、蚩尤族逐鹿中原時隨蚩尤北上,戰敗后有的當了俘虜,隨黃帝族、炎帝族西或西北遷,到了今天的山西、陜西、甘肅等地,他們即是后來在西北驍勇善戰的越騎的先民。其語言至今仍保留著姑蔑先民的稱謂。如“我”的發音,姑蔑先民的穴居地今衢北山區的山民為 “岳”(音譯),我國的西北地區也稱“我”為“岳”(音譯);“家” 的發音“瓜”(音譯)。唐詩中的“花”、“華”、“ 家”之韻皆源出于越姑蔑先民的原始方言。除被擄到西北外,還有部分戰敗后東逃至山東(秦之后,衢州地域的先民被迫遷往今山東、江蘇一帶的歷史上發生多次),但也有少數逃回江南的。原山東泗水一帶的先民中有衢州地域先民的后裔,他們逃到異地自成一族,發展繁衍。這個結論的意義,將衢州,這個地方的姑蔑置于從遠古走來的內在邏輯之上,并展示了“南風北上” 的歷史畫面——因為自《春秋》以來一切書寫的歷史,都是由“中心” 向邊緣擴展,由北方向南方推進的。張水綠先生還認為,姑蔑國的管轄范圍,北達今安徽皖南休寧,南至福建浦城、松溪,東延伸至浙江浦江和金華以西,西及江西東北的婺源、德興、玉山、廣豐等地。當然,還要一種意見,認為比“姑蔑”更早的關于衢州的地名應是“姑末”。相對南北孔府孔廟關系而言,衢州,這個地方的南北姑蔑關系,是一個部分確定部分不確定的關系。春秋時期,偃王后裔一部也先后遷居浙西衢州。衢州這個地方眾多徐氏都奉徐偃王為祖。徐族南遷“姑末”,是我國早期歷史中南北交流的一件大事。“姑末”故城在龍游,太末縣亦治龍游,其地實兼有今西安、江山、常山、開化、遂昌、玉山及湯溪縣之半。(王先謙《漢書補注》)。在“軸心時代”,衢州這個地方的南北姑蔑、古徐國與“姑末”(古衢州)關系還隱含著這么一個歷史邏輯:衢州這個地方的生態人文的歷史底坐是在東方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古老而發達的地方。說“軸心時代”之時,浙江靈鷲山成為東方中國文明的南北文化融合的重要關節點是說得通的。徐映璞先生在《浙江靈鷲山志》中寫大侯涼棚景區三王殿時,徐偃王及“茅楊蔡衛”四位部屬也有塑像從祀,可在“軸心時代”找到歷史的源頭。

    第三,浙江靈鷲山成為中國文化史上傳承世襲"南張北孔"兩大世家文化的載體之一

    古代衢州,在張道陵玄孫張盛西晉永嘉年間從四川移居龍虎山之前,白云山與靈鷲山已是眾仙集聚的場所了。今白云禪寺有一塊白云山志碑,上面載:“西漢開國勛臣留侯張良暮年修身之所”。張良所處的時代,佛教尚未傳入中國,當時上層人士都信奉老子創立的道家。張良有機會到衢州這個地方的名山修身當在公元前195至前186年之間。張良自然信奉黃帝的文化精神與道家神仙文化。白云山周圍的“衢門山”、“白云山”、“蓮花臺”、“石梁”、“楓林山”、“靜巖”、“山巖”等地名,都是來自于道家神話傳說,一直流傳至今。一曲白云蓮臺神仙傳,和音飄然距今已是數千年,遙想當年,赤松了、赤須子、黃石公、東方朔、嚴子陵、王質、張良眾仙雅聚。白云山上蓮花臺前,白云飄渺,仙樂和音留下幾多佳傳。“爛柯山”“青霞第八洞天”與“白云山”并不是同一個層次的。東漢順帝時(126—144年), 張陵 于蜀郡鶴鳴山(今四川大邑縣境內)創立了五斗米道,又名正一盟威道。 漢末魏晉時期是我國道教發展的重要時期。漢末的政治風氣以及魏晉玄學的社會購貨直接影響著道教的行為方式和存在認識。它們雖然同出于對老莊學說的認識,但竹林七賢等人的行為方式在道教人的行為規則上有重要的先風之要。魏晉的政治環境和社會風氣對道教而言是難得的發展機會和發展助力。東晉道家的著名學者葛洪的 《抱樸子》在道家體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葛洪本人也被認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對道家學派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也就是說,“爛柯山”“青霞第八洞天”成名于張道陵玄孫張盛西晉永嘉年間從四川移居龍虎山以及東晉葛洪“結廬練丹”于山三清山等等高度相關。也可以說,“爛柯山”“青霞第八洞天”成名于魏晉時期隱流、秘傳的道書及普傳的大道。“白云山”成名的背景是,黃帝的文化精神與道家神仙文化。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明隨著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逐漸由上層走向民間,被后來的民間方士和巫覡所繼承,道教成立后,演變為道教的齋醮科儀。神仙信仰亦可上溯到我國遠古原始社會時期。 在遠古原始社會時代,已有人開始學仙。史載軒轅黃帝“且戰且學仙”“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后修道成功,于鼎湖白日乘龍升天。 到了戰國時期,神仙信仰已經相當廣泛。這是,出現了許多記載神仙傳說的著作,書中載有不少關于仙人、仙境、仙藥等傳說的文字。如《莊子逍遙游》中有這樣的描寫:“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氣,御風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它,如《列子》書中的《湯問篇》、《黃帝篇》、《周穆王》,屈原的《離騷》、《天問》、《九歌》等都將仙境描畫的美妙而神秘,其仙人亦被描繪成外生死、極虛靜 、不為物累、超脫自在,能騰云飛行的神奇人物。漢代的《淮南子》、《史記》中亦有類似描述。 伴隨神仙之說的出現,尋求仙境、仙人,傳布成仙之方的方士便出現了。他們將神仙學說及方術與鄒衍(戰國時期著名方士)的陰陽五行學說柔和起來形成了方仙道,主要流行于燕齊的上層社會,其法形解銷化,依托鬼神,企望長生成仙。從戰國(前2 75—前221)中后期到漢武帝(劉徹,前140—前87)時,在方士(亦稱神仙家)們與帝王將相之鼓動下,掀起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入海求不死藥事件。齊威王、齊宣王和燕昭王、秦始皇、漢武帝等都曾派方士到海上三神山尋求神仙及不死藥,其規模越來越大。那時最著名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僑、鄒衍、徐福、盧生、李少君等人。我國獨有的神仙信仰沿襲而下,到東漢中、晚期為道教所繼承,成為道教信仰的核心內容。 漢武帝后,方仙道逐漸與黃老學結合向黃老道演變。在佛家文化進入古代衢州之前,黃帝的文化精神與道家神仙文化,如,春神句芒及其神話已在靈鷲山及衢州這個地方流轉千年。

    張良5世孫張貴和于公元前116-111年即漢武帝元鼎年間在白云山開辦了傳播儒家文化的白云精舍(白云書院前身)。張貴和不遠萬里帶著本家族300余人來到衢州這個地方,他不能讓那些跟隨他流落于斯的子弟荒于學問,便創立了這所家塾。從“儒學”的視角,白云精舍是衢州這個地方“儒學”傳播的開端。后由一所家塾發展成面向社會的書院。三國時“開衢首宦”的鄭平幾個兒子都曾讀于此。后溪棠蔭人唐初儒臣陳叔達、有清廉之譽北宋清獻趙抃公都在此書院中得到熏陶。

    以白云山為中心,爛柯山、靈鷲山為南北,張良及張良的五世孫張貴和,八世孫張道陵、十世孫張魯、十一世孫張盛等在“軸心時代”對古代衢州地域主導文化的影響有一幅清晰的圖景。而浙江靈鷲山也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傳承世襲"南張北孔"兩大世家文化的載體之一。

    第四,伴隨著孔府孔廟南遷衢州,浙江靈鷲山也從唐末滅佛以后走向中興

    歷史上的衢州這個地方不但是東南地區的發達地區,而且是聞名全國的先發地區。衢州這個地方是在東方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古老而發達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說,是衢州這個地方優勢的歷史底坐促使孔氏族人與南宋朝廷選擇衢州這個地方作為“東南闕里”!?在北宋,衢州這個地方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達到了頂峰,為兩浙(今浙江及江蘇南部地區)翹楚。依《宋會要》食貸志編,熙寧十年(1077),浙江各州州城商稅排序是杭州、衢州、湖州、紹興、嘉興、金華、溫州、臺州、寧波、麗水、睦州(治在今建德)。北宋兩浙路14州含今常州、蘇州、鎮江及今浙江全境,北宋167年間,衢州僅文科進士就達250人,排名第二,遠高于蘇州、杭州、紹興等地。歷史上的衢州這個地方不但是東南地區的發達地區,而且是聞名全國的先發地區,自然災害主要是雨季洪澇,夏季干旱。唐白居易《輕肥》中有句:“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唐白居易《輕肥》的本意并不是衢州落后的寫照,真實的意蘊是,苛政孟于虎也,這一年江南發大旱,連衢州這么發達的地方都人食人,江南其他地方就不用說了。另外,衢州這個地方是浙江的腹心之地、命門之地的兵家之爭地。清初顧祖禹(1631明崇禎四年-1692清康熙三十一年)獨撰的《讀史方輿紀要》卷九十三,浙江五,講的就是金衢盆地這個地方。講金華時有這么一句:“府控臨安之腰膂,當臺、紹之上游,西臂信安,南肘括郡,所謂腹心之地也”。 講衢州時有這么一句:“衢州川陸所會,四通五達,江浙閩廣之所輻輳,守兩浙而不守衢州,是以浙與敵也。爭兩浙而不爭衢州,是以命與敵也”。

    南宋以后宋明理學興起后的佛學歷史走向是,在元明清時期,理學占主導地位,佛教失去了宋以前的優勢地位,開始主動迎合理學吸收理學的思想。這個時期儒釋道不再相互攻擊、排斥,而是相互融合。南宋以后,隨著宋明理學之崛起,禪宗,凈土宗,天臺宗“三國”爭雄,此起彼伏,推動宗教文化和諧發展。晚明四大高僧云棲袾宏(1535-1615)紫柏真可(公元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蕅益智旭(1599年~1655年)興起了佛教改革運動,主張會通儒學,以融合儒佛。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經濟社會文化的頂峰區間。在明中葉嘉靖、萬歷年間(1522-1620),中國十大商幫中最活躍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龍游商。當時社會上流傳著兩句諺語:“鉆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龍游商”。當徽商、晉商在商場爭雄時,冷不防在浙江西部崛起一個堪稱國家級的龍游商幫。龍游商幫并非單指龍游一縣商人,而是實指浙江衢州府所屬龍游、常山、西安(今衢江、柯城兩區)開化和江山五縣的商人,其中以龍游商人人數最多,經商手段最為高明,故以“龍游商幫”稱之。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經濟社會文化有個頂峰區間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這表明,孔氏家廟南遷衢州后,在歷史上曾經大大促進了衢州地域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與此相應,也促進了浙江靈鷲山從唐末滅佛以后走向中興,并帶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征:(1),自孔氏族人與南宋朝廷選擇衢州這個地方作為“東南闕里”以后,浙江靈鷲山既成為保佑中華民族國泰民安的東南佛國名山,寺廟的名稱同中華、國家相連。如大猴峰半山腰的中華庵、大蔭山后的國寧寺之名。(2),因衢州地域經濟社會文化的發達,浙江靈鷲山又成為東南傳播佛家文化名山,如,沿千年的衢徽古道從七里上門少伸嶺根上嶺過來到三百步嶺背處有法華庵、講經堂。這是繼浙江靈鷲山佛家文化在盛唐之世,佛法之盛,代無倫比時代對接安徽九華山佛緣之后,又同天臺宗佛緣對接上了。浙江靈鷲山佛家文化發展態勢同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經濟社會文化的頂峰區間相匹配。歷史上經濟社會文化越發達的地域,佛家文化也跟著發達。(3),衢州定光古佛信仰,也是南宋以后的衢州地域經濟社會文化發達的產物。以前柯城區白云禪寺有一對十分有趣的長聯,上聯是:“端肅誦經一星期種百善根于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無量千萬佛,總祈佛佛降祥,挽轉天心,出衢民于水火”。下 聯是:“虔誠禮懺七晝夜到五行壇設金星水星木星土星火星,連貫億光星,務乞星星耀吉,維持世運,奠柯邑若苞桑”。 上聯中五佛為,梁代古剎天寧寺為一佛,鹿鳴山寺為二佛,過衢門山接待寺登白云禪寺為三佛,大考山轉輪禪寺為四佛,百丹峰玉泉寺為五佛。這五佛均與金華圣者徐志蒙定光古佛有關。

    第五,伴隨著孔府孔廟南遷衢州,還促進了浙江靈鷲山的歷史文化同中華民族的源頭文化精神更深一層的緊密結合

    以全國唯一的浙江靈鷲山立春祀梧桐殿春神句芒崇拜為代表,包括浙江靈鷲山的大侯、妙源、關溪三個三皇殿。三皇的文化精神有一條堅韌的紐帶將“德治仁政”與治山治水實踐中萌生的科技牢固相串聯,講究養生之道,任人唯賢,不搞家天下,沒有世襲制。東方中國的文明源頭一點也不比西方差。《禮記》《呂氏春秋》《山海經》等古籍里記載了春神句芒。在傳說中,句芒是輔佐伏羲的大臣,死后成為東方之神、草木之神和生命之神。神話傳說中,浙江(衢州)靈鷲山山嶺梧桐主峰上多梧桐樹,被春神句芒看上了。居住下來的句芒使得山上的梧桐樹以及其他樹木都長得越發茂盛。山民感恩,便在山上蓋起了一座廟宇,用巨大的梧桐樹根雕了一個神像供起來,因山廟太小,后又建起“梧桐祖殿”。浙江靈鷲山在之前積淀的三皇的文化精神基礎上在南宋以后因孔氏家廟南遷衢州又推動了三皇的文化精神的發展,成了對接中華民族的源頭文化精神的名山,這在全國是不多見的。

    第六,浙江靈鷲山與古城衢州的靈魂密碼同“開衢首宦”相連

    衢州古城有一個自石室筑城到崢嶸山(府山)筑城再到宋代筑城及其后的歷史變遷。新安縣治在今柯城區石室村一帶。崢嶸山是衢州古城的發祥地。西晉太康元年(280)在崢嶸山設立崢嶸鎮。隋朝之前,行政中心在石室村一帶,軍事中心在崢嶸山。到唐朝時,縣治與府衙的行政中心和軍事中心同設在崢嶸鎮。從源頭上說,衢州古城起源于崢嶸山屯兵。崢嶸山屯兵最早見于史籍的是西漢末年(約前32-25年)漢成帝年間柴宏屯兵崢嶸山,二百年后,即嘉禾五年(326)孫權命征虜大將軍鄭平(206——299)領千人戍守崢嶸山,當時,崢嶸山尚無城郭。今人大都以征虜大將軍鄭平(206——299)領千人戍守崢嶸山,為衢州古城建設的起點。征虜大將軍鄭平(206——299)也被尊稱為“開衢首宦”。吳·天紀三年(279),晉武帝司馬炎大兵壓境,欲過江攻吳。時年七十三歲的鄭平將軍,將家人子女遷居各地,自己卻在天紀四年(公元280年),作出“居署舍為梵剎,延僧奉佛,而身且隱于山林之間”。可以肯定地說,在“開衢首宦”征虜大將軍鄭平“居署舍為梵剎”時,衢州古城信徒已較眾多。鄭平說:“桑榆景暮,感念于生寄死歸之說,崇尚釋教,雖道不相同,抑亦勸人為善之一端,非所以妄冀冥福也。居署舍為梵剎,延僧奉佛,而身且隱于山林之間。”由此可推定,佛教傳入衢州古城至少有1800余年的際會風云。鄭平舍家立寺,應是家廟、經堂之類的寺院。鄭平宗譜中記載鄭氏后裔、元代衢州路教授鄭子仁撰《始祖開國公舍宅建寺宋祥符來歷》文云:“今大中祥符寺,在府治西北隅,即崢嶸鎮是也。晉永嘉二年戍午為吾始祖開國公舍宅所建。”此為有關祥符寺溯源的文字記載。此可理解為永嘉二年(308年)后,鄭平家佛寺成為由僧人管理的廟宇。從天紀四年(公元280年)鄭平“居署舍為梵剎”到1951年改作市(縣)人民醫院,歷1670年。椐“《全唐文》卷三一九李華”載:寺中立《衢州龍興寺故律師體公碑》,對每任剌史的履歷都作詳盡記述。于是,聲名遠揚。民國十二年(1923),衢縣成立佛教協會,會址設祥符寺內,弘一法師任主事。大中祥符禪寺被弘一法師贊稱為“勝境標絕,為三衢諸剎之冠”。

    衢州柯城第一大姓為鄭姓,視鄭平為始祖。據考察,衢州柯城鄭姓主要分布在大靈鷲區域石梁、九華一帶。鄭平29歲宦居衢州,93歲逝世,在衢州至少生活了64年。他子孫滿堂,有5個兒子,19個孫子。而且,子孫“能世其業,皆為顯宦”。他們曾經在臨安、湘東、豫章、揚州、廣州、歙州、泉州、建州、桂陽等地做官,遷居婺州、處州、明州、溫州、杭州、揚州、泉州、桂陽等地。胞弟鄭昭是入閩始祖,3個兒子也“能世其業,皆為顯宦”,遷居泉州、建州。東晉時,衢州鄭氏30多人居官江南,可謂稱雄江南了。據統計,中華鄭氏今有1300余萬人,浙江最多,福建次之,在臺灣是第十二大姓氏。這恐怕與當年鄭平家族稱雄江南有關吧。衢州現存30余部鄭氏宗譜,如開化霞山鄭氏宗譜、常山象湖鄭氏宗譜、柯城王家坂鄭氏宗譜、石梁鄭氏宗譜、衢江湘思鄭氏宗譜……絕大多數是鄭平嫡裔,記載得格外詳細。徐映璞先生在《浙江靈鷲山志》中如靈鷲山龍源寺是明景泰間給諫鄭公瑞的世孫們不惜重資建成的。

    時光倒流,歷史倒讀,由于在“軸心時代”就介入南北姑蔑、古徐國與“姑末”(古衢州)關系以及南宋孔氏族人與朝廷選擇衢州這個地方作為“東南闕里”,總覺得在衢州這個東方中國文明啟動點之一的古老而發達的地方的浙江靈鷲山,而應該成為思考東方中國的昨天今天明天的理想之地!?

    如此看來,浙江靈鷲山名山開發建設,就不只是佛寺佛院建設的問題,而是一個運用東方中國的智慧,開辟出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之后的第三條道路——它將作為歷史的組織機制取代現代主義思維方式、后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的理論探索與實踐開拓。“南孔文化”、靈鷲山歷史文化的傳統與當代的有機結合、歷史與未來的底線是——東方中國的古典文明——東方中國的生態文明(習近平的“兩山”理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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